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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7日，华泰海外及港股策略构建了华泰策略-港股情绪指数专题研究 “恐惧与贪婪”：我们如何量化港股市场情绪，但复盘来看，由于定价权归属和资金偏好的不同，类似港股的情绪指标往往不能直接作为A股的情绪指标，因此基于两地市场结构差异，我们构建A股市场情绪用于定量刻画A股交易者情绪。
A股和港股的第一个核心差异在于资金的权重分布与定价逻辑的不同。A股个人投资商占比偏高，受离岸流动性影响相比来说较低，因此，我们对A股赋予交易型内资更高的权重。结合考虑数据高频可得性、存量持仓占A股自由流通市值比重，我们选取融资资金（融资净买入）、散户（行业ETF净申购）、外资（中国5年CDS利差）作为观测的三类主要资金。
另一方面，A股和港股在衍生品市场的成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港股投资的人能通过丰富的工具顺畅地表达看空观点，而A股本质上仍是一个偏向做多的单边市场。多空生态的差异，造就了A股极易演变成陡峭的单边牛市。因此落实到A股情绪指数的构建上，较多的将衍生品指标纳入情绪指数反而容易引入噪音。因此，我们在情绪及投资者预期维度，仅选取沪深300持仓PCR、沪深300ETF隐含波动率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标。
此外，从市场动能视角，A股和港股相对较为一致。我们选取MACD、乖离率作为主要指标作为A股交易者情绪刻画。
依据该指数进行简易的“恐慌区间（≤10%）买入，贪婪区间（≥90%）空仓，其余时间维持50%仓位”操作，反转策略2020年以来回测绝对收益为97%，策略超额收益超40%。此外，多空策略整体收益率达到153%，其在2025年后半年鱼尾行情的捕捉能力相对较弱。
前述策略实际回测虽收益效果较好，但考虑到持股体验，我们发现该策略实施存在以下痛点——“10%的情绪“底”见底不稳定，90%的情绪“顶”见顶仍有距离”，因此在以上策略的基础上，我们修改A股策略为非对称买入-卖出策略，（即情绪指标初次降低到10%时候不会买入，而在其再次回到10%之上时候再买入，情绪指标回到90%以上时，分批卖出），相比前述策略，保持区间收益的基础上，最大回撤及波动率有了较好的控制，夏普比率提升至1.07。
截至3月13日，华泰策略A股情绪指数得分为21.1%，从3月6日10%的阈值底部之下有所回升。
分项来看，相比3月6日情绪阶段性底部，资金视角下，融资资金情绪已有阶段性修复，但外资、散户（行业ETF）情绪仍在阶段性底部；投资者预期维度，沪深300ETF隐含波动率、沪深300持仓PCR反应的机构预期均有一定的小幅修复，但力度并不强；市场动能指标显示的反弹能量有所增强。
风险提示：投资者结构变化造成情绪中枢和震荡区间变化风险，指标被广泛采用后可能造成模型失效风险。
投资者常陷入“应避险还是抄底”的决策困境，受市场恐慌或贪婪等极端情绪干扰，难以客观评估真实风险与机会。缺乏一个客观、量化、高频的指标来精准刻画市场情绪的整体状态与转折点。当前，市场波动相比过去有所放大，一套行之有效的情绪监测指标对投资者的仓位管理可能有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价值投资看重基本面，但在A股，“便宜还可以更便宜，贵了还能更贵”是常态。基本面只能决定股票中长期的底部区域，无法给出精准的买卖点，情绪指标解决了短期内价格脱离价值轴心上下波动的定价问题。当市场因为恐慌把好公司错杀到极低估值，且情绪指标显示“跌无可跌”时，或许才是较佳的左侧击球点。
尽管近年来机构化进程加快，但A股的交易量仍有相当大比例由散户和游资贡献，尽管散户直接持仓占比不足1/3，但其贡献了60%-70%的市场成交量，交易频率是机构投资者的3-5倍。这种投资者结构导致A股极易呈现“羊群效应”。情绪指标能够精准描绘出散户群体情绪。由于A股是一个典型的“动量与反转交织”的市场，度量这种羊群效应是投资者非常重要的需求之一。
若融资买入额等指标达到历史极端低位时说明市场已经处于“极度悲观”的冰点，随时可能发生均值回归，或存在抄底机会；若偏股型基金发行等情绪指标过热，说明潜在买盘已经耗尽，往往预示着顶部到来。
拥有量化的情绪观测工具只是投资框架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数据转化为可执行的投资决策，其关键在于情绪指标与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情绪指数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直接给出“买”或“卖”的指令，而在于将市场的集体情绪以数量化形式呈现，帮助投资者识别自身判断与市场共识的偏离程度。当指标显示的悲观或乐观程度显著超越投资者自身感知时，往往意味着市场可能进入非理性区间，此时正是校准认知偏差、识别对手盘的关键时刻。
在实战应用中，投资者可建立预期差决策框架。首先判断市场处于什么情绪状态，其次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是否匹配，最后进行预期差判断——市场是否过度反应，自身的确信度如何。核心逻辑在于，当情绪指标显示的悲观程度显著超过投资者自身估计，且投资者对自身判断有较高确信度时，市场可能已进入非理易区间，此时反而是布局的窗口期。反之，当情绪指标进入贪婪区间而投资者自身感到不安时，应警惕“鱼尾行情”的诱惑，考虑分批止盈。
2025年9月7日，华泰海外及港股策略构建了华泰策略-港股情绪指数，但复盘来看，由于定价权归属和资金偏好的不同，港股的情绪指标往往不能直接作为A股的“前瞻指标”或“同步指标”。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A股港股背离阶段，表现为AH溢价的大幅波动，如2014年-2015年，伴随国内降息降准与融资融券（杠杆资金）的爆发，A股走出演绎资金面与政策预期的“水牛”和“杠杆牛”，而彼时港股作为外资机构主导的市场，涨幅落后于A股；2020年下半年-2021年年初，央行释放流动性叠加国内公募基金发行迎来“超级大年”，A股的白酒、新能源等核心资产估值被国内情绪推向历史极值，同期港股受制于互联网反垄断政策预期，整体情绪受到压制，未能与A股的狂热情绪共振。
因为上述差异存在，反映在具体指标上，A股显然不能照搬港股依赖成熟衍生品和外资博弈的指标。我们考虑A股市场自身特色，从以下几条思路，选取指标定量刻画A股交易者情绪：1）资金定价权差异：相比于港股市场，散户化程度高、资金具备杠杆属性是A股市场的自身特色之一，在跟踪交易者情绪时，我们会赋予散户资金、杠杆资金更多权重，与之相对，外资定价权在A股相比港股有所降低；2）指标丰富度：A股微观交易数据的可得性与丰富度要高于港股，能够引入更多维、更细腻的量化指标；3）市场制度差异：港股多空市场相比A股更加成熟，其衍生品反应的信息要更加理性且多样化，而A股由于做空机制不畅且成本高昂，相关衍生品数据往往只能反映少数机构的被动对冲需求，无法反应全市场情绪共识。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A股与港股在情绪传导和指标刻画上存在如此大的分野？追根溯源，我们需要从资金、市场制度这两个维度来重新审视。这不仅解释了两地市场行情的演绎差异，更直接决定了我们构建情绪指数时的不同思路。
A股和港股的第一个核心差异在于资金的权重分布与定价逻辑的不同。从自由流通市值的微观结构来看，A股与港股呈现出不同的资金生态。一方面，A股个人投资者（散户）的资金占比依然偏高，占比超50%以上，这类交易型资金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换手率与情绪化操作，这也是造就A股市场常呈现“波动偏高”特征的重要推手；不仅如此，在散户资金中，具备高敏锐度和杠杆属性的“融资融券”资金，更是A股独具特色的情绪放大器。另一方面，与港股相比，A股资金受离岸流动性影响相对较浅，外资在趋势行情中掌握的定价权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在处理和提炼市场情绪时，我们对A股必须赋予“内资交易型资金与杠杆资金”更高的权重，而不能像分析港股那样将重心放在“外资流向与离岸流动性”上。
其次，A股微观交易数据的可得性与丰富度要高于港股，在监管与交易所的披露下，沉淀了极其丰富且高频的微观交易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追踪到细分的融资买入占比、龙虎榜资金动向、以及公募基金的逐月新发规模等。得益于A股这种更高的数据透明度和可得性，我们在构建A股情绪指数时，无需局限于港股有限的情绪代理指标，而是能够引入更多维、更细腻的量化指标，从而打造出一个颗粒度更细的情绪监控体系。
港股作为一个多空机制相对成熟的双边市场，投资者能够最终靠丰富的工具（如融券、期权等）顺畅地表达看空观点；而A股本质上仍是一个偏向做多的单边市场。多空生态的差异造就了A股极为独特的行情特征：由于缺乏有效的做空力量作为“缓冲垫”，一旦做多情绪被点燃，极易演变成强烈的非理性效应与陡峭的单边牛市。在这种极端的市场狂热中，过早的做空或对冲往往会被强大的多头动量所反噬，导致常规的多空策略收益率承压。
落实到A股情绪指数的构建上，衍生品类情绪指标在A股面临一定的“水土不服”。在港股，我们可以利用看跌看涨期权比率等衍生品数据来精准衡量市场的恐慌与贪婪；但在A股，相关衍生品数据往往只能反映少数机构的被动对冲需求，无法真实反映全市场的情绪共识，较多的将其纳入情绪指数反而容易引入噪音。
本篇旨在通过资金、情绪及投资者预期、市场动能三个视角七个指标量化A股市场情绪，为投资者提供交易参考。
我们通过资金、情绪及投资预期、市场动能量化A股市场情绪，基于此我们构建出华泰策略-A股情绪指标。设定情绪指标位于0%-10%，为恐慌区间，情绪指标位于10%-30%，位于悲观区间，情绪指标位于30%-70%，处于中性区间，当情绪指标位于70%-90%，为乐观区间，情绪指标高于90%，为贪婪区间。华泰策略-A股情绪指数总体与A股市场走势较为一致，当情绪指数回落至恐慌区间时，市场往往已调整至阶段性低位，风险释放较为充分，逐步为后续反弹积蓄动能；而当情绪指数上行至贪婪区间（90% 以上），市场情绪趋于极致、估值与点位多处于阶段性高位，资金博弈加剧，后续回落与调整风险显著上升。基于这一特征，我们可依托情绪指数构建“低吸高抛”的反转择时思路，在恐慌区域把握布局机会，在贪婪区域控制仓位、规避回撤。
假设大多数时候情绪进入恐慌或贪婪区间都对应着非理易，以一种最通俗简易的高抛低吸思路来应用该指标择时，纯多头策略下，情绪指数位于恐慌位置时买入（仓位为100%），越过50点位减仓50%，达到贪婪区间时仓位为0%。
恐慌区间买入，贪婪区间空仓的反转策略2020年以来回测绝对收益为97.1%，策略超额收益超40%（业绩基准为Wind全A），该策略为我们主要的基底策略。
此外，考虑到A股存在多空策略，我们提供多空策略收益。多空策略下，选择以情绪点位位于恐慌位置（≤10%）时给予100%多头仓位，指数越过50%减仓至0，达到贪婪区间（90%）时持有100%空头仓位，2020年以来可以获得153%的绝对收益，接近100%超额收益；但我们观察到2025年7月以来市场上涨的后半段鱼尾行情，策略并未成功捕捉到收益，或主因情绪指数在乐观区间震荡，多空策略发出平仓信号，绝对收益从接近170%的高点回落。
2020年3月，当时疫情全球蔓延，外资大幅流出A股引发融资等资金流入，Wind全A下挫，情绪指标同步回落但彼时尚未跌破10%。4月初，外资融资流入放缓，市场小幅反弹，但前期风险释放并未完全，行业ETF、超大单交易资金开始流出市场，显示交易性资金情绪最后出清，情绪指数开始回落至10%以下，策略提示满仓/建仓，市场正式开启主升浪。
2024年9月24日，受突发重磅利好/超预期流动性催化，市场连续逼空暴涨，投资者对是否需要在国庆前离场心存疑虑，彼时情绪指数虽回升至高位，但行业ETF数据并不极致，市场情绪或仍有空间；10月8日，情绪指标回升至100%历史高点，行业ETF得分大幅回升，情绪相对极致，提示投资者离场必要性回升。
尽管前述基于10%（极度恐慌）和90%（极度贪婪）固定阈值的情绪策略在长期回测中取得了可观的绝对收益，但如果将其置于真实的投资情境中，我们得知该策略在持股体验上存在极大的反人性痛点。这种单纯依靠均值回归思想的左侧策略，在A股市场中面临着以下深层挑战：
一是10%的情绪“底”存在脆弱性。左侧抄底容易陷入“流动性负反馈”的漫长阴跌。在A股的熊市中，情绪指标降至10%往往只代表了“悲观预期的初步形成”，而并非“抛压的彻底衰竭”。由于A股存在融资融券、雪球敲入、量化DMA等带有杠杆属性的资金，一旦市场跌破关键点位，极易引发被动平仓的流动性负反馈。此时情绪指标虽然频频亮起“恐慌买入”信号，但市场仍会在缺乏增量资金的情况下阴跌较长时间如2022年年初、2024年年初微盘股流动性危机、2024年年中。对于投资者而言，过早在左侧“接飞刀”，意味着要在压抑的市场环境中承受浮亏与漫长的时间成本。
二是90%的情绪“顶”存在钝化性。过早离场容易错失A股最丰厚的“鱼尾与逼空行情”。正如前文所述，A股本质上是一个缺乏有效做空缓冲的单边市场。在牛市中后期，随着散户资金涌入和公募基金的密集发行，市场会呈现出极强的“动量惯性”。此时，情绪指标飙升至90%以上进入贪婪区间，往往只是主升浪的中后段，而非真正的最高点。如果严格按照90%的阈值进行清仓或减仓，投资者将完美错过随后的“鱼尾行情”甚至是非理性的逼空暴涨。过早“下车”会导致策略在牛市后期的阶段跑输基准，带来的踏空焦虑。
上述两个痛点的根本原因在于，10%和90%的绝对阈值是静态的，而A股的宏观流动性与微观交易结构是动态演变的。在“熊市主导”的环境下，情绪的中枢本身就会下移，10%可能只是常态；而在“牛市主导”的环境下，情绪中枢上移，90%以上的高热度可以维持数周甚至数月。因此，单纯的绝对情绪阈值只能作为“预警雷达”，而不能直接作为“交易扣动扳机的信号”。为了平滑持股体验、解决“买得太早、卖得太急”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情绪指数的底层逻辑中引入更多的维度，以此来对冲A股单边极端行情带来的指标失效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左侧盲目接刀”与“右侧过早踏空”的实盘痛点，我们将单纯的绝对阈值策略，升级为更契合A股生态的“非对称买入-卖出策略”。该策略在买入与卖出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交易逻辑：
1）买入端从“左侧磨底”转向“右侧确认”：触及10%不买，回归10%之上再买入。即当情绪指标初次暴跌至10%以下时，策略保持观望；只有当情绪指标在底部完成筑底，并向上突破回升至10%以上时，才触发买入信号。这一调整的核心在于规避A股特有的“流动性负反馈”。在A股，情绪降至10%往往伴随着恐慌盘的涌出，此时市场处于极其脆弱的非理性杀跌阶段。“触及不买”是为了避开这把下坠的飞刀，拒绝承担极端的左侧回撤风险；而“回归再买”，本质上是一个右侧趋势确认信号，流动性危机开始出清，边际买盘重新占据主导。这种“让过第一波杀跌，等待情绪拐点向上”的买入方式，虽然牺牲了绝对的最低点，但极大地提升了抄底的胜率，大幅缩短了资金在底部熬底的“时间成本”与心理煎熬。
2）卖出端从“一刀切清仓”转向“动量跟随”：结合时间与空间的网格化分批卖出。当情绪指标首次飙升至90%以上时，策略不马上清仓，而是先卖出50%的底仓；随后，情绪指标每继续提升1%，或者在90%以上每多停留一天，便卖出剩余仓位的5%；若情绪极度狂热触及98%的绝对极值，则无条件一键清仓。这一设计针对了A股“牛市极易走向非理性逼空”的单边特征。首次触及90%卖出半仓是为了锁定基石收益，并为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高位跳水提供心理防御垫；后续分批递减剩余的50%仓位则是引入了动量跟踪的思维。
相比前述策略，保持区间收益的基础上，最大回撤及波动率有了较好的控制，夏普比率提升至1.09。
考虑到市场资金面的构成，结合考虑数据高频可得性、存量持仓占A股自由流通市值比重，我们选取融资资金、散户、外资作为观测的三类主要资金。
融资资金带有一定的杠杆属性，因此相比于公募或散户资金，其代表市场上风偏较高的一批资金。其快速流入通常意味着市场的快速上行，增量资金源源不断，羊群效应使得非理性繁荣被推向极致。与之相对，资金的快速流出，通常对应的是被动去杠杆与流动性负反馈，市场流动性面临阶段性枯竭。
因此我们选取融资净买入作为衡量市场情绪指标的重要指标。融资净买入得分（融资净买入MA20滚动60日z-score，后同）回落至2以下，意味融资资金流出偏强，市场情绪相对极致，存在触底反弹动力，反之，融资活跃度得分上升至2以上，或表征融资资金持续流入，融资余额位于历史高位，市场情绪或相对过热。截至3月13日，融资资金的得分为-0.8，相比3月5日阶段性低点有所收窄。
我们对单一因子反转策略做了测试，若其得分回落至2以下，建议满仓等待反弹，得分回升至2以上，即刻空仓，但发现因子的有效性并不高，稍微跑输基准指数（Wind全A，后同），我们归因来看，或主要有以下原因：1）60日窗口的局限性，买入信号是一个典型的左侧摸底信号。它捕捉到了“情绪的极度冰点”，但错误地低估了“流动性持续枯竭（阴跌）”的时间长度，如2024年8月；2）融资资金由于其杠杆属性，其“羊群效应”较强，极致点位的把控效果相对较弱，因此若单一因子使用，反转点位的极值点把握还需再斟酌。
外资通常被视为A股“聪明钱”资金，其整体进出节奏与 A 股阶段性顶部、底部有较高的吻合度，因此被市场视为重要的风向指标，其资金流向容易被市场解读为对当前估值和未来趋势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聪明钱”的标签。但2024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数据停止公布后，市场对其观测也一度停滞。我们提供新的观测视角——中国5年期主权CDS利差，CDS利差本质上是“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风险溢价”的纯粹刻画。当CDS利差快速走阔时，意味着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宏观经济或外部摩擦的担忧加剧，此时外资的风险偏好急剧降温，往往对应着A股阶段性的悲观极值点，当CDS利差持续收窄时，意味着中国资产的尾部风险解除，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共识凝聚。从历史数据统计来看，中国5年期主权CDS利差与此前的北向资金20日均线净流入呈现极强的负向一致性，是我们目前观测外资情绪较理想的代理窗口。截至3月13日，外资情绪得分为-2.9，仍在恐慌区间。
在实测中我们发现，若单纯以CDS利差（外资情绪）构建单一的反转策略，其有效性同样不高。这并非指标失效，而是由外资左侧配置属性决定的。与国内融资资金不同。当市场极度悲观时，外资通常倾向于捕捉底部的超跌价值，但随着市场回暖、估值修复至合理区间，外资往往会选择较早地获利了结。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将“外资情绪（CDS）”与“内资情绪（融资资金）”结合，形成了极强的互补。外资擅长“左侧抄底”，而内资融资盘擅长“右侧追涨”。
在A股自由流通市值的微观结构中，个人投资者的持股占比长期超过50%。这决定了“居民财富搬家与资金入市”始终是主导A股流动性宽裕程度与市场叙事的最重要变量。为了精准捕捉这部分资金的脉搏，我们选取了“行业ETF净申购额”作为衡量散户投资情绪的核心代理变量。
随着近年来A股结构性行情的极致演绎，散户的交易工具正在发生深刻迁徙逐渐转向通过买入特定赛道的行业ETF来表达对宏观叙事和产业主题的狂热（如2020年的电力设备与新能源ETF，以及2025-2026年的有色金属ETF）。ETF申购数据，本质上是居民资金对赚钱效应的趋势外推。当行业ETF净申购额呈现快速放量时，意味着该板块的“财富效应”已经彻底破圈，从专业的机构投研端传导至了大众。此时，散户的“羊群效应”被全面点燃，巨量居民资金的涌入往往会把该板块的估值推向非理性溢价。当净申购额陷入冰点时，意味着该板块的宏观叙事已经无法再吸引增量资金，板块进入流动性缩量阴跌期。截至3月13日，散户资金情绪读数为-0.3，3月以来持续处于悲观区间。
我们在回测与实盘归因中发现，利用行业ETF净申购额构建情绪策略，自2020年以来具备极高的超额收益，而这种超额收益的来源，恰恰在于散户资金后知后觉的微观特性。相比于外资的提前潜伏和融资资金的敏锐右侧，散户资金的进场往往需要强烈的持续上涨。因此，行业ETF净申购的高点，通常同步甚至略微滞后于市场或板块的绝对顶点。当我们观察到某一赛道的ETF申购额创出历史天量时，这在量化信号上往往是一个危险的拥挤度极值。我们用指标吃透主升浪与规避。当ETF净流入开始呈现加速斜率时，策略跟随散户动量享受“鱼尾行情”；而一旦申购额达到历史极值（如超+2倍标准差），我们将其视为高胜率的“见顶平仓信号”，从而完美规避散户高位接盘后的惨烈杀跌。
除市场资金活跃度外，投资者预期及资金止盈需求也是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部分。我们在此引入衍生品市场指标，沪深300ETF隐含波动率、沪深300持仓PCR作为衡量市场多空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
单纯的隐含波动率是一个“无方向的指标，在市场下跌和上涨初期，隐含波动率都会显著放大。因此，我们将Wind全A的涨跌幅动量作为定向过滤器，赋予了隐含波动率以“方向矢量”，从而能够精准剥离并刻画出市场究竟处于哪一种情绪极值。经过协同处理后，该情绪指标的高位真实反映了期权市场参与者的后市预期。当协同处理后的隐含波动率位于低位时，市场流动性或遭遇挤兑，投资者对后市偏看空；若协同处理后的隐含波动率位于高位时，意味着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呈现出乐观的线日阶段性低点（-1.2）有所收窄。
认沽认购比（PCR）反映了期权市场的多空力量强弱，我们在此主要考量成交量PCR和持仓量PCR。若成交量PCR大于1，或表明市场看空力量偏强，但波动性较大，因此我们以持仓量PCR作为情绪指标的底层数据统计。在A股成熟的期权生态中，随着大盘不断上涨，机构投资的人为了保护手中丰厚的现货利润，会大量买入认沽期权作为保险，导致分子端增大，PCR随之上升。
然而，机械的量化规律在这里会遭遇极端情绪的挑战。我们在复盘中发现，在2025年7-9月以及2025年年底的两次单边大行情中，大盘一路上行，但持仓量PCR却出现了异常的“反向回落”。部分投资的人可能会将这种回落误判为“多头力量衰竭、市场热度降温”。但透过主观视角深挖底层数据，我们发现这段时间认购期权的持仓量与成交量双双呈现出了指数级的爆发。因此这种PCR的反向回落，绝非投资者热情消退，而是意味着投资者陷入了极度的踏空焦虑，此时，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从“机构理性的现货对冲”彻底让位于“游资与散户的杠杆逼空”。因此，在构建情绪指数时，我们一定要对该底层数据来进行人工逻辑修正——当大盘大面积上涨且“认购绝对放量”导致PCR回落时，咱们不可以将其处理为情绪降温项。截至3月13日，持仓PCR为-0.5，3月初以来，多头力量有所回升。
市场动能下，我们纳入MACD、乖离率指标来衡量市场的超买超卖状态，指标与前期不同的在于，其的极值点对市场指示意义更为明确。
移动平均线本质上代表了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持仓成本”。乖离率的绝对值越大，意味着当前价格偏离平均成本越远。它在极端位置对市场极具指示意义，因为它直接测算出了当前市场中“获利盘”与“套牢盘”的程度。当正乖离率（BIAS）处于历史极高位时，往往意味着投资者短期内积累了极其丰厚的浮盈，市场处于“无视基本面、只看流动性”的非理性狂热中。反之，当负乖离率极低时，意味着深套的投资者抛压枯竭，后市随时酝酿“戴维斯双击”式的报复性反弹。截至3月13日，乖离率得分为-0.5，相比3月5日（-1.1）有所收窄。
由于A股具有鲜明的趋势跟随特征，MACD成为了A股最有效的趋势指标之一。其本质上是在对多空力量的“加速度”进行称重，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共识从强化走向衰竭的转折点。当MACD在高位出现“顶背离”时，往往意味着虽然指数还在创新高，但多头边际力量有所收窄，对后市的预期慢慢的出现严重分歧。当MACD低位回升时候，往往意味空头力量有所回升，反弹能量有所增强。截至3月13日，MACD得分为0.9，3月以来持续震荡。
投资者结构变化造成情绪中枢和震荡区间变化风险：我们基于历史数据（过去）总结出的规律、模式或策略，或无法准确预测或应用于未来（现在和将来）的市场环境。若市场的基本驱动因素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可能使得模型失效，使得行情走势与我们的观点有所差异。
反身性影响下模型失效风险：当情绪模型被市场广泛采用，其本身就会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因子，可能使得模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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